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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雨果奖得主拒绝使用 AI:关于写作、盗窃与主体性的反思

英国科幻作家查理·斯特劳斯(Charlie Stross)最近发表了一份掷地有声的公开声明:在他的任何写作和日常生活中,坚决不使用大语言模型(LLM)。

这位拥有四十年写龄、斩获多项雨果奖与轨迹奖的资深作家,并没有用高深的技术术语来掩饰他的排斥。他直接指出: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带有强迫性质的创作体验与纯粹乐趣,花钱雇一个概率统计文本模型替自己写作,无异于花钱雇代打剥夺自己的游戏体验。

更为尖锐的是他对 AI 产业链“版权食利”本质的揭露。作为针对 Anthropic 盗用电子书训练大模型集体诉讼的参与原告之一,斯特劳斯毫不客气地痛斥这些商业公司的逻辑——盗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训练竞品,以此与原作者争夺收入,再将模型微调得极具“成瘾性”以推销 Token 订阅。这种“昨天入室盗窃,今天把脏物卖回给受害者”的商业闭环,让任何严肃的创作者感到愤慨。

在关于 AI 生成文本的争论中,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许多所谓的“AI 检测器”会把文章中频繁出现的破折号(Em-dash)标为 AI 生成的典型特征。

斯特劳斯的驳斥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荒诞机制。大模型之所以频繁输出破折号,并不是因为大模型本身偏爱这种标点,而是因为它在训练阶段无差别地吞下了互联网上大量的盗版电子书与文章。在英文文学创作中,人类作者本就习惯使用破折号来调整节奏与插入补充说明。

大模型只是无意识地模仿了人类作者的标点分布,而所谓的 AI 检测器又反过来以此捕捉 AI 的痕迹。这种“狗咬自己尾巴”式的死循环,恰恰印证了大模型既无独特的审美意图,也无独立的心智,它不过是一台高度复杂的随机概率模仿机器。

对于公众将大模型赋予“自我意识(Sentience)”的倾向,斯特劳斯保持着冷峻的清醒。他提到,大模型本质上是没有身体(Embodiment)、无法将文本向量与真实物理世界建立联系的语言关联阵列。

人类之所以极易被流畅的对话所打动,源自进化心理学赋予我们的认知惯性——一旦看到符合规则的语言符号,大脑便会自动假设对面存在一个“有意图的心智”。早在 1960 年代约瑟夫·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创造 ELIZA 聊天机器人时,这种“ELIZA 效应”就已经被证实。

这种认知错觉背后还隐藏着严重的现实隐患。当创作者盲目将未出版的小说大纲或创意构想作为 Prompt 输入给公有云 LLM 时,这些文本便会被系统默认吸收为未来的训练数据。这就如同主动将独占的知识产权公有化,极易导致商业机密与创意构想在后续的模型迭代中被随机泄露。

就像我们在 《Claude Code 的门,不在那段代码里》 中讨论过的黑盒信任困境,在没有绝对隐私隔离的前提下,盲目将核心思考与创意交出去,本质上是在用自己的经验为云端模型免费打工。

边界与反思:从决策辅助到创作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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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斯的态度并非盲目的“技术排斥”。他清晰地划定了技术的应用边界:他承认 GAN 在图像识别中的突破,也肯定了 LLM 在大规模文本统计分析(如古文字 Linear-A 解码)中的巨大价值。

甚至在个人写作中,他也设想过一种完全本地运行、无数据上传、无按月抽血订阅的离线工具——类似于更高级的“拼写检查器”,通过分析手稿生成角色出场时间线热力图,辅助做版本修订。

但这其中的界限无比清晰:技术应当作为 decision-support(决策辅助),而非决策本身。 一旦技术试图越俎代庖替代人类的主体思考与创造性表达,它剥夺的就是人类最为宝贵的主体性与创造乐趣。

在文章结尾,斯特劳斯展现了他作为科幻作家的幽默:他在正在修订的远未来太空歌剧开头,加入了一段由“非智能大模型”翻译异星文献并对幻觉致歉的“译者注”。这种元叙事解构,或许才是大模型在文学创作中最富有灵感的合法落脚点。

在你看来,AI 在创造性写作和工程辅助中的边界应该划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